17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小说――《泡梦茶》。那是冬天，在吴家川的深夜，我裹着爷爷的大妮子衣，穿着他的毛皮靴，戴着他的狐皮帽子，悄悄躲在大房子里的写字间，腿上盖着毛毯听着对面山上猫头鹰的撕扯的嚎叫声，在台灯下写这个故事。后来，这篇小说在小城里的我读书的那所高中流传开来，有很多孩子读到最后止不住掉落的眼泪，那时候，这篇小说的力量带着我们走了很久很久。

　　算起来，这应该是我创作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高一的时候，我一个人住在黄土高原上那座小城城北的一间出租屋里，小屋混乱，逼仄，门上的红色油漆一片片脱落。每天早晨，我背着书包穿着二中的校服，经过一座巨大的垃圾回收站去上学，一个肥胖无比的女人引着一群女孩儿趴在山一样的啤酒瓶上整理废品，那些女孩儿穿着花衣裳，身体圆滚，站在废纸堆上流着鼻涕愣愣的看着我走过去。

　　大一的时候，我和潮汕一个新闻专业的师姐去深圳打寒假工。那段时间，遇到一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和他们吃同样的饭菜，做同样的工作，无意间窥见一些他们生活里的艰难和不幸。在不断被重复的流水线上，我听着他们互相打趣的玩笑话，脑海里不断想起那座北方小城里和站在山一般绿色啤酒瓶上吹风的母女。

　　后来，寒假结束，从深圳回到韶关，我在韶大北区宿舍五楼的窗台前里写了《城》。再后来，就是《城》被质疑被发现被受到各种荣光的照耀。当然了，这些都是外界的，与这篇小说无关。

　　前面说的这些话，都与《城》这篇小说没多少关系，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走过了这些路，经历了这些经历，这篇小说才诞生。契科夫说，“受到痛苦，我就叫喊、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到肮脏，我就憎恶。在我看来，只有这才叫生活。”而对于我而言，只有生活在这痛苦的卑鄙的肮脏的生活里，我才想要去创作。进入生活，进入那些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写作唤醒他人，也救赎自己。

　　于是我不断的行走，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一起生活，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和过活。我写他们的故事，诉说他们的悲伤和渴望。

　　但我知道，我并不能把自己困在实实在在的生活里，描摹生活进行写作，毕竟，我的年龄还小，我的阅历有限，我的钱包干瘪，我的腿还不够长，我的思想永远走在我的脚步前面。为了不浪费任何发生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的事，不浪费任何体会到的情感，我唯有超越自己去写作。

　　在很多时候，我需要把自己分裂开来，在不同的时空里扮演不同的人，并企图在这样残破不全的生活里给他们一块儿生存之地，尽管后来，我发现这种救赎之心大多是可笑而枉然的，但只要它存在过，某些刺痛你心脏的句子带给过你思考，这就够了。

　　这是一种背离，也是一种回归。

　　如果在这种超越中进行写作的时候，足够真诚，足够勇敢，敢于直视自己的内心，说自己想说的话，我想，这一切，又都是值得被原谅的。